师徒之间——笑傲何妨思不群

　　冲也剑无敌

　　飘然思不群

　　—— 戏改杜甫《春日怀李白》句

　　一

　　与很多朋友一样，本人最早读到的金庸传记，是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，费勇、钟晓毅编著的《金庸传奇》。从这《传奇》，才稍稍得知查先生的大致生平。

　　《金庸传奇》，有一章节，《侠义平生》，记录了金庸与王世瑜之间的恩怨：

　　很多年前，王世瑜在《明报》打工，职位是信差。他办事勤快、机灵，深得金庸欢心，便升为校对，后又升为助理编辑、编辑，一直做到《华人夜报》的总编辑。升职之快，一时无二。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，因而离开《明报》，进入《新报》，并创立《新夜报》。王世瑜在《新夜报》上不停地ZHI ZAO新闻，贬低金庸。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，金庸却没有那样做，只是笑笑说：“小孩子嘛，总是这样的。”不放在心上。

　　王世瑜后来自办《今夜报》，赚了钱，便把报社MAI掉，全家移民加拿大。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，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《明报晚报》，并任《财经日报》社长。

　　金庸的器量之大，真是罕见，可谓侠骨柔肠，豪侠风度。

　　此后，我读到更多关于金庸的资料，这才发现金、王之间，并非单方面的恩德。

　　1967年，香港‘左派’暴民在一小撮人操纵下，发动暴乱，史称‘六七风暴’，当年8月24日，******播音员林彬先生因多次在节目中谴责暴力，在车中被人浇上汽油，活活烧死。几天后，金庸家中收到一份邮件。金庸后来回忆道：“我家曾经收到一个邮包X 弹，王世瑜发现邮包可疑，于是报警。”，这枚弹，不是闹着玩的，不是‘菠萝X 弹’那样仅仅意在恐吓，金庸说：“警方就在我跑马地家门口引爆了那个   弹。”（张圭阳《金庸与明报》）

　　当时若非王世瑜警觉，后果将如何？

　　金庸对王世瑜始终如一的优容宽待，相当程度上，是出于一种‘感恩’心理？

　　‘XX事件’之后二十几天，1967年9月22日，《华人夜报》创刊，社长是查夫人朱枚女士，王世瑜出任总编辑兼督印人。其后，朱枚与王世瑜因办报方针不合，多次口角冲突，王世瑜带多名记者离开《华人夜报》，自办《今夜报》……

　　“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.……不是焦大一个人（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），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？……不报我的恩，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。”——与老板娘大起冲突的王世瑜先生，或有这么一星半点的‘焦大’心态？

　　知道也做到‘感恩’，没有‘仗义平生’那样光彩，其实不容易的。

　　二

　　以上，题外话。

　　言归令狐冲正传。

　　网上一位极熟的老朋友，他的某一论调，却是我极端不能同意的：

　　“很不喜欢令狐冲对岳不群一味的容让和姑息的态度.在<笑傲>的后部，连傻子都能看出岳君子的奸诈和虚伪，令狐居然对其还是一再容忍已到了懦弱的地步.岳不群几次险些要了令狐冲和任大小姐的命，可令狐居然还要求一再的放过岳不群.这已经是令狐性格上致命的弱点.我觉得金老爷子在这一点上把令狐写得有点假了，偏离了人性的真实.”

　　对这种看法，我不理解，也太理解。

　　三

　　鲁迅曾言：“表面上毁坏礼教者，实则倒是承认礼教，太相信礼教……阮籍嵇康，就是如此。……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。”我认为令狐冲与鲁迅眼中“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”的阮籍嵇康本是一路货色，莫大先生就曾感叹“令狐世兄，你不但不是无行浪子，实是一位守礼君子”

　　陈寅恪先生在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序》中说：“吾中国文化之定义，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，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，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。若以君臣之纲言之，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；以朋友之纪言之，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。”

　　《白虎通·三纲六纪》：“三纲者何谓也？谓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也。六纪者，谓诸父、兄弟、族人、诸舅、师长、朋友也。……师长有尊，朋友有旧。”

　　“朋友有旧”。“以朋友之纪言之，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”，令狐冲待向问天，是这样的。

　　“师长有尊”。以师长之纪而言之，师为岳不群亦待之如张三丰。令狐冲是这样的。

　　盈盈已经警告过“你师父要杀你”而岳不群本人也已直承“那日在黄河舟中、五霸冈上我便已决意杀你”，之后，师徒比剑，“令狐冲剑尖刺到对方腋下，猛然间听到他这一下尖锐的叫喊，立时惊觉：‘我可斗得昏了，他是师父，如何可以伤他？’当即凝剑不发……”（花城《笑傲》1403页）

　　“他是师父，如何可以伤他？”此语此念，真可见令狐冲“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”。

　　四

　　“ 过去二十年中，自己自幼至长，皆由他（岳不群）和师娘养育成人，自己一直当他是父亲一般。”（花城《笑傲》1410页）

　　对令狐冲而言，岳不群既是‘师’，更是‘父’。

　　‘以父子之纲言之，父为瞽叟亦目之以石清【注1】’，令狐冲是这样的。

　　岳不群，不是一个人，代表了某一**家类型。

　　“任我行、东方不败、岳不群、左冷禅这些人，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，而是**人物……这种形形SESE的人物，每一个朝代中都有”（《笑傲·后记》）。

　　康熙朝权臣明珠身上，即见三分岳不群特色。“（明珠）见人辄用甘语柔颜，以钩探其衷曲”“务谦和，以招来新进，异己者以阴谋陷之……对人柔颜甘语，百计款曲，而阴行鸷害，意毒谋险。”

　　纳兰明珠的品德，较诸岳不群，未见得更不卑劣。纳兰容若的性行，比令狐冲只有更其高洁。而“容若性至孝，太傅（明珠）尝偶恙，日侍左右，衣不解带，颜色黝黑，及愈乃复初。太傅及夫人加餐辄色喜，以告所亲。”（徐乾学《皇清通议大夫一等侍卫佐领纳兰君墓志铭》）。

　　“明珠既擅政，簠簋不饬，货贿山积。”，这些，纳兰性德哪有不知之理？知道了，又怎样？与父亲决裂，划清阶级界限？怎么会！那是20世纪已经‘进化’了的国人的拿手好戏。纳兰成德，还不会玩这个。

　　五

　　田伯光一拍桌子，说道：‘是了，你是华山令狐冲，是江湖上的一号人物。’（《笑傲》119页）

　　令狐冲受恩深重。行走天地间，一个无依无助的孤儿，而为岳不群收养，‘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’，并授以武功。在岳不群对《辟邪剑谱》动念之前，令狐冲被江湖中人普遍认为是最有可能接岳师衣钵的首席大弟子。在《笑傲》的江湖世界，各大门派的‘少侠’们，没有谁获致这样的地位。

　　令狐冲的一切，都是岳不群给的。说岳不群对令狐冲恩同再造，并不过分。

　　“岳不群性子温和，待他向来亲切，他自小对师父挚爱实胜于敬畏。”（《笑傲》1309页）在令狐被责罚‘面壁’之前，书中所写岳、狐师徒的几次谈话及相处，二人感情真是极好。岳师对首徒，确是相当厚待。若说全出于伪装，既不可能，也不必要。

　　六

　　一人踩了另一人一脚，踩人者极为大度：“没事的，回去洗洗就好了。”，被踩者答：“看来，应该说‘对不起’的，是我了。”

　　今日神州，遍地可见类似的角色错乱。

　　身为受惠者，说出的却总是施与者施恩不望报的思想。

　　《笑傲江湖》没有角色错乱，令狐冲尤其没有思维错乱。

　　例如“ 令狐冲吁了口长气，登时令他胸口移去了一大石。他本是个十分聪明之人，当时原也已经想到，自己轻轻点了陆大有两处穴道，怎能制其死命？只是内心深处隐隐觉得，就算陆大有不是自己点死，却也是为了自己而死，男子汉大丈夫岂可推卸罪责，寻些藉口来为自己开脱？”

　　又如：“盈盈道：‘……像你这样的人，到哪里都不会死，就算岳氏夫妇不养你，你在江湖上做小叫化，也决计死不了。他把你逐出华山，师徒间的情义早已断了，还想他作甚？’”（1076页）——这话，由旁观者盈盈说来，并无不妥。换了令狐来说，“像我这样的人，到哪里都不会死，就算岳氏夫妇不养我，你在江湖上做小叫化，也决计死不了。我不欠岳不群丁点人情！”这像人话吗？！

　　令狐冲是人，说的是人话：“‘我刺伤了师父，又震断了他腿骨，真是……真是……’盈盈道：‘你懊悔吗？’令狐冲心下惶愧已极，说道：‘我实是大大的不该。当年若不是师父、师娘抚养我长大，说不定我早已死了，焉能得有今日？我恩将仇报，真是禽兽不如。’”（1076页）

　　七

　　任大小姐对待‘江湖散人’，极端地不礼貌。而“群豪大声欢呼‘圣姑！圣姑！’，一齐躬身行礼。瞧这些人的神情，对盈盈又是敬畏，又是感佩，欢喜之情出自心底”

　　即使面对‘嗟来之食’，除非您有黔敖先生‘从而谢焉，终不食而死’的骨气，否则，‘一饭之恩’，也不能忘。

　　嫌援助太少，嫌态度不好，那是可以拒绝的，没人强迫你接受。一旦接受了，便只有感激的份儿，再没有抱怨的资格。

　　父辈、祖辈曾经接受过他人与他国的好意，作为后人，我们只好概括承受。如无力报答，将这份好意记在心里，也是好的。

　　只有自卑感奇强、完全丧失自信力的人或民族，才会吝于从自己口中诚挚说出‘感谢’二字。

　　至于自己对他人的恩德，少说为宜。喋喋不休，止增笑耳。

　　有人对信陵君讲说：“物有不可忘，或有不可不忘。夫人有德於公子，公子不可忘也；公子有德於人，愿公子忘之也。”（《史记·魏公子列传》）

　　而按照某些朋友的逻辑，加以演进，最后的结论只能是：全世界都欠他、他家、他贵国的，都应对之鞠躬致谢。而他、他家、他贵国是不需要感谢任何人、家、国的。

　　感恩报恩，只有一个原因。还是人，使自己残存一点人性。

　　忘恩悖恩，则可以有一万个理由。

　　要求别人或别国完全不考虑己方的个人或国家利益，只为你活着为贵国着想，这样的想头，是否稍稍有那么几分无聊甚至无耻？

　　《圣经》上说：“施比受有福。”按照某些人的混帐逻辑，而极端化，那就应该‘施者’对‘受者’感恩。正因为我慷慨地接受了帮助，才使尔等良心安宁，得以体会无上幸福。

　　即以金庸遭遇的‘XX事件’为例，金庸需要感激王世瑜吗？当时都在XX边缘，王世瑜如不警觉，他自己也将灰飞烟灭。

　　然则，金庸不需要对王世瑜感恩吗？

　　令狐冲身上，有着浓重的个人主义、自由主义色彩。

　　但是，自由主义不等于弃绝人情、忘怀恩义。

　　“现在青年的误解，也和醉人一般。……你说婚姻要自由，他就专门把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课。你说要打破偶像，他就连学行值得崇拜的良师益友也蔑视了。你说学生要有自主的精神、自治的能力，他就不守规律不受训练了。……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，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。……你说青年要有自尊底精神，他就目空一切，妄自尊大，不受善言了。”（陈独秀《青年的误会》）

　　八

　　某些贫困大学生，受私人捐助得以求学，却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没有一句感谢的话。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，仍是惊心。

　　有论者由此看出*******，这都什么眼神？恰恰相反，此类事件，正代表了吾国社会教育的空前成功。

　　我自以为很能理解网友对令狐冲善待师父岳不群的不理解，但我绝不认为“金老爷子在这一点上把令狐写得有点假了，偏离了人性的真实”

　　也许，正是我们自己的人性被成功扭曲了。甚至，部分地丧失了人性。

　　1952年，陈寅恪先生《吕步舒》一诗（“证羊见惯借耝奇，生父犹然况本师。”），已经记录了孝道与师道的凌夷。

　　传统中国人，‘恩义’观念甚重。正如金庸《韦小宝这小家伙》所言：“在民间的观念中，‘无法无天’可以忍受，……甚至于，‘无赖无耻’的人也有朋友，只要他讲义气。但‘无情无义’绝对没有，被摒绝于社会之外。……‘情义’是最重要的社会规律，‘无情无义’的人是最大的坏人。传统的中国人不太重视原则，而十分重视情义。……不孝父母绝对不可以，出MAI朋友也绝对不可以。”

　　终于，我们踩踏的地板，已经是地狱的天花板了。

　　西谚有云：“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灵魂。”